10月份，两则新闻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一些量化指标上。比如湖北公安县发红头文件向下摊派卷烟销售指标，村镇干部被迫当起了“推销员”;郑州卫生部门向各社区下发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检出指标，无病的人无奈“被精神病”。此外，“结扎指标”、“破案指标”、“彩票指标”、“火化指标”……近年来，类似的“雷人”指标层出不穷。在“雷人”指标的误导下，未婚老汉做结扎手术、民警导演“抢劫案”、要办证先买彩票、“购买”外地尸体来火化，一个个闹剧轮番上演。
【理论纵深】
指标，是推进工作的一个有效手段，初衷是良好的。比如“精神病指标”，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要求“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人”，无非是为了推进精神病筛查，是出于善意。再比如，“破案指标”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结扎指标”是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等等。然而，初衷良好未必代表手段良好、过程良好、结果良好。好的政策得不到好的落实，这样的例子早已不鲜见。
[特点]
仔细分析这些“雷人”指标，可以看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方法简单粗糙。以“精神病指标”为例，“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人”，若放在全国这个大样本中可能并无不妥，但把范围缩小，地区和地区之间必然有局部差异，相应的指标或多或少需要有所调整。之所以会出现“被精神病”的怪现象，落实指标简单粗糙是个重要原因——把“分解落实”变成了照搬照抄“套文件”、“以文件落实文件”。二是观念片面狭隘。“不怕群众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