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波城市化的核心，是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深重的城乡二元历史背景中，注定了这是一个伟大而又艰难的历程。
2015年年末，因一名中学生跳楼自杀，在甘肃永昌县酿成了数千人围观聚集的群体性事件。新闻舆论从中敏锐地捕捉到近年来从农村进入县城的居民是事件中活跃的“主力”，由此深刻地提出了城镇化推进中新市民的“精神不适应症”。
由这种“精神不适应症”衍生的种种群体非理性矛盾冲突，永昌事件绝非个例。
新市民走出乡土，怎样在城市中寻找到、营造出温暖、幸福的另一个家园?
我们正创造着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世界奇迹。短短30多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达55%，两亿多农民挤进城门，实现了非农就业。如何让更多的农民工扎根城市?让更多的新市民融入城市?产业发展是融合的基础，公共服务是融合的纽带，社会保障是融合的支撑。我们不能忽略，更深层的还有文化认同，这是融合的精髓，也恰恰是当下城市化木桶中最短的那一块木板。
无疑，农民工融入城市，有一个文化改造、转型的问题。
毋庸讳言，由于生活的贫困、信息的闭塞、教育的落后，还有小农经济带来的自给自足的耕作方式、相对封闭的生产环境、简单重复的生产活动，导致农民的社会视野、文化知识、公民素养多有局限。进城农民在环境卫生、行为规范、公共秩序等方面，有许多隔膜需要打通，有许多陋习需要祛除，在契约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等方面，有许多缺失需要补课，有许多观念需要培育。入乡自然就要问俗，就要随俗，何况，今天农民工要融入的是一个与他们已往心目中的“乡”具有全然不同的面目和灵魂的“城”!一味地怀念故土，株守在封闭的流动人口扎堆的棚户区社会，延续着与其在家乡相似的村落化生活，终难摆脱边缘化、弱势化的宿命。
从农民到市民，这是一步历史的跨越，也是一次文化的转型。农民工就业在城市，生活在城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牵动人际交往、社会参与、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创造接纳新市民的人文环境，帮助提高适应能力，生长现代意识，转换行为方式，在学习和模仿中，在汲取和内化中，增强新市民的自豪感、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顺利地完成角色转变，融入城市社会，这是城市化的新使命。
同时，这里也有一个文化尊重、包容的问题。
在城乡二元的历史熏染中，我们似乎都形成了一个思维定论：乡土文化农耕文明注定是落后的，陈旧的，而城市文化工业文明自然是先进的，引领的。这种自在的优越感，常常使我们在城乡文明的冲突中模糊了视线，预设了结论，常常使我们在新市民与原居民的矛盾中，先入为主地站上了文明制高点，拥有了话语主导权。殊不知，有时恰恰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简单化、两极式思维定论，将我们引入文化建设、社会和谐的误区。乡土文化农耕文明中蕴藏的热爱家乡、尊崇自然、晴耕雨读、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善良质朴、尊老爱幼、邻里相帮等，也是我们的软实力，也是我们应该尊重、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已是过去时。但是，作为民族的智慧、传统的积淀和文化的资源，则是我们取之不尽的财富和弥足珍贵的滋养。
接纳、引领新市民在陌生的城市中寻找精神家园，放飞人生梦想，这也是一个文化认同、融合和提升的过程。
在原子化的演变中，在小时代的标榜中，在工具性的膨胀中，社会的冷漠症、孤独症开始流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为时尚，人文精神失落、道德伦理紊乱警钟敲响。精神生活中的这种种错乱现象，在城市社会中显得分外鲜明。大规模的拆迁建设，爆发式的造城运动，轻易地割断了邻里、社区具有稳定性和亲密性的既有联结，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人际关系，改变着淳厚的社会风尚，城市文化工业文明面临新的挑战。城市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乡愁”是什么?正是人们对家园亲情、传统文化和美好人性深情的遥望和永恒的眷念。
文化的融合，是一种丰富，是一种滋润，也是一种撬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如此，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城乡文化的交汇，也当如此。
新市民的努力奋斗，丰富着城市的生活，焕发着城市的容光，也砥砺着城市的精神。他们那种钻研打拼的韧劲，吃苦耐劳的品格，给富足安逸的城市注入了更多创造的活力;他们那种粗糙爽朗的热情、自然坦荡的真诚，给精致细腻的城市增添了更多阳刚的气息;他们那种爱岗敬业的执著、诚实守信的善良，给坚硬冷漠的城市带来了更多的温情。在新市民的群体中，同样涌现出许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草根英雄”、“城市好人”，他们在社会主流价值的践行中所闪耀的人性光辉，所释放的道德能量，同样在提升着城市精神的标高，同样在激励着城市文明的进步。
城市，也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全体市民共享、共建和共治的家园。